我第一次接触资本市场，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华尔街。
那是1993年，我远渡重洋，不远万里奔赴美国，在明尼苏达州私立大学获得了金融专业的进修资格。
当时，我身上只有20几块钱的"资本"，为了解决吃饭和交学费的难题，不得不挤出课余时间去打工。幸运的是，我就在本校的食堂里获得了一份工作，一开始，我每天早晨5点半就要起床，到学校的餐厅里去烧菜。我每周干40个小时，得到的报酬不多，在美国算是最低工资，但基本上可以解决我的吃饭问题。
立住脚跟以后，我开始寻求新的生存之道。碰巧赶上迪斯尼乐园招人，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听到消息就前去求职。负责招聘的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应聘这个职位？"我说，我的故乡中国大陆有一个小女孩得了癌症，最大愿望就是想到美国的迪斯尼看看，幸运的是，联合国的"圆梦工程"帮助她圆了这个梦。
听了我的这番叙述，对方颇有好感，我从他的目光中读懂了他对我印象。接着，我继续投其所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我到你们这儿求职，目的是准备将来在中国建一座迪斯尼乐园，让千千万万的中国儿童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结果可想而知，我的表白打动了对方，我成为1400多名应聘者中的唯一幸运者。
迪斯尼乐园这一步台阶，改变了我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命运，我在乐园工作了4个月，收入不菲，心情舒畅。后来，正是由于迪斯尼的这段工作经历，我才在美林银行获得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兼职。
美林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从进入美林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深刻地领略到了资本市场的无限风光。从明尼苏达州私立大学毕业后，我获得了金融硕士学位，一举改变了兼职的身份，成为美林的一名正式员工。
对于金融的痴迷，完全来自于美国这个金钱社会的熏陶。其实，我的父母都是中国的大学教授，一身与金融无缘，从他们身上，我根本不可能得到"资本"的遗传基因。可是，我硬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里玩起了资本游戏。
在美林，我与"资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对美国的资本市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美林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的业务主要是资本市场的分析研究和证券销售，这项工作涉及面很广，因此，我对投资银行各方面的运作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感谢上帝的安排，我在美林亲身体验了一次"资本游戏"的神奇效应。1994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升温，出于对风险投资的极大兴趣，我不失时机地从美林银行跳出来，加入到一家风险投资银行。
在新公司上班，一切都很新鲜而极富刺激。我要跟很多公司打交道，常常要参加工业界的许多会议，所以很方便地接触到一些著名的组织机构。在美国，作为风险投资者，成功的标志就是寻找那些新生而充满希望的公司，在它们起步阶段注入"资本"，然后坐享其丰硕的果实。
在与众多公司的接触中，我发现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他们研制了一种专治癌症的新药，正急于风险资本的扶持。当时，在他人眼里，这个公司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主要是不相信他们生产的治癌新药能够成功。但是，通过求证，我相信这个小公司的未来是美好的，找工作网是远大的。于是，我决定在这个小公司下注。
如果要说我的素质还可以的话，那就是，当我对某件事的未来确立了一个坚定看法之后，我有能力激励他人和我一起去做我想做的事。最终，我说服了我的同事，形成了一个决定，为那家生产癌症新药的公司投入第一笔风险资金200万美元。
事情果然不出我的预料，专治癌症的新药面市以后，市场反应相当好，我们紧接着就把那公司带到纳斯达克上市。在我们的帮助下，这家公司与世界一流药物公司PHARMACIA＆UPJOHN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这下可就如虎添翼了。一年以后，公司的股票价格直线飙升，从6美元稳稳地涨到74美元。
我们的风险投资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当初的投资已经增长12倍，为我所在的公司净赚了2000万美元。
这是我在美国华尔街玩的第一次"资本游戏"，同事们都朝我竖起大拇指。正是因为这一次的成功，我很快就被猎头公司盯上了。1997年，我接受了具有70年历史的投资公司OSCAR GRUSS&SON的邀请，负责组建该公司的美国投资银行和证券研究部。
这时，我的年薪已经拿到四五十万美元。也就是说，我已毋须再为生存挣钱而劳心费神。从中学时代起，我就认定了一个目标：创办自己的公司，给自己当老板。我开始琢磨自己的事业了，我渴望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坚实的舞台，让充分施展胸中的才华，以实现我奔赴美国的远大抱负。在美国的一流公司工作，年薪再高，总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要想事业有成，出人头地，非得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下不可。
我在华尔街的成功经历，足以让风险投资家对我刮目相看，我有足够的能力吸引他们向我投资。2000年5月，我成功地融到300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这是我为自己玩的又一次"资本游戏"。
我看好中国这一世界最大最热的市场，7年河东转河西，我带着300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回国创业了。我在上海浦东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虽然一切才刚刚开头，但我为"钱"景感到乐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