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证对社会的危害毋庸置疑。尽管我们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处罚制假者，尽管每年仅北京一个海淀区就要投入几十万元打击这些"办证"的小广告，尽管我们甚至还采用了先进的"呼死你"科技手段，但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光天化日之下"叫卖"假证。
笔者故意摆出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先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小声说道："走，咱们那边说去。"——这真有点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的接头碰面。"你能办什么证呢？""你要什么证？"
笔者一边走，一边答道："6级证有没有？"
黑墨镜说："有！"
这时笔者停下脚步，故作郁闷之状，说了一句："唉，这年头，没有6级证不好混啊。来，抽根烟。"
这下黑墨镜可打开了话匣子，眉飞色舞地说："是啊，扫地的英语都要过4级，看您肯定在大公司上班。放心，包在我身上，现在办4、6级证的最多……身份证、结婚证、离婚证、驾驶证，从出生证到死亡证，什么都能办！""多少钱？""300。""这么贵？""哥们儿，干我们这行的公安抓，城管逮，风险太大，"黑墨镜连忙说，"何况，你办个证省了多少麻烦，300块多值啊！"
笔者问："你办的证好使吗？"
黑墨镜说："好使！前几天有个哥们儿身份证丢了，急着要出差，在我这办了一个，坐飞机就走了，我这儿讲的是诚信，你就放心吧！""办证这么快？""那是，今天交给我照片和押金，明天我就给你！""让我想想吧。"笔者说。
黑墨镜急忙说："价格好商量，这是我的名片，随时联系我吧。"
名片上赫然写着："妥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祝君鹏程万里"。看着上面的手机号码，笔者不禁疑惑：手机号码都有了，怎么就管不了办假证的？
有了手机号码，通过电信部门，还怕抓不到人吗？"难！"李森林说，"除了公安机关办的大案、要案，电信局一般不会配合城管公开客户的资料。"
李森林介绍说，城管只是政府的行政部门，不是司法、执法机关，只能依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街边贴小广告和涂鸦的人进行处罚。"《收容法》取消之前，城管部门还可以把办假证者送到收容所，而现在就只能罚款了。"李森林说，"办假证者现在十分狡猾，来到城管办公室什么都不说，身上不带任何证件，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有的人根本就不来，我们也无权把他们强行押到城管大队。"
卧底侦查为什么行不通？
"要想给办假证的判罪，必须要人赃俱获。"李森林说，"必须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被抓住才行，这才可以给他判刑。"
那城管或公安就不能假扮买假证的？"那也不成。"李森林肯定地说，"那样有引导犯罪的嫌疑。"李森林说，如果公安人员扮作买假证的上街询问，那么，不是办假证的也有可能由于利益驱动而去与真办假证的联系，这样你就相当于引导了犯罪，有过失责任。
然而，假证泛滥所真正侵害的是公共秩序与社会诚信。使用假证找工作、住旅店，虽然还构不成刑法上的诈骗罪，但这种做法与一般意义上的行骗无甚区别。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刘书林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制假泛滥与社会管理中的机械化、形式主义、脱离实际的管理手段有关。"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博士蔡继明教授表示："学历、文凭是一个信号、一个标志。它至少说明获得这个文凭你付出了代价，至少表明你有能力拿到这个文凭，毕竟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但当假文凭大量出现时，这个信号就失真了，真的文凭会受到怀疑，同时也会贬值，这样会加大人才交易成本。"
那么，在街头肆无忌惮发名片的假证贩子究竟该由谁来管呢？
这个问题对法学专家来说也是一个难题。清华大学法学院田思源教授为难地说："对于私刻公章，可以按照刑法或行政法规进行处罚，但从目前的《行政处罚法》、《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看，还没有对买、卖假证的行为进行规范的，只能对制作假证的人进行处罚。即使是对卖假证的，现在也只能说是无照经营、逃税或妨碍市场秩序，由工商、税务、城建部门管理。而卖假证的是流动的，工商、税务主要负责管理市场内部，很难去查卖假证的。"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尴尬的情形是：目前教育部只有鉴别权，没有处理权，也就是说，进行认证时一旦发现假文凭，教育部门连没收的权力都没有，更不要说处罚了。田思源教授表示："买假证的人肯定有违法的故意，假酒、假药的消费者是受害者，而买假证的肯定是知假买假，意图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因此，应该加大对买假证者的打击，让他们承担法律责任，不敢买假证。""因此，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可能是对证件管理进行专门的立法。"田思源教授说，"设立专门的鉴定部门，并由专门的部门进行处理。而且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不同的领域制定不同的惩罚力度和方式。另外，还应该规定发现假证件的单位有举报的义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