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自由竞争的市场不是万能的，离开了道德意识的支持，它可能是失败的制度。
一年前，我写了《都市是一种教养》，引来不少赞赏与或许数量更多的批评。后来，我上网拜读对我那篇文章的批评，发现大多是为汽车工业辩护的——在我的经济学家朋友们看来，汽车与住房是中国现阶段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大"支柱"产业，委实不可以有任何形式的批评。
我还记得，大约两年前，每天早晨，从这个小区的几十栋楼里走出来几百位老人，沿着宽敞的小区街道两侧，一边互相问候，一边舒展腰身，在笼罩宝山和黄龙洞的晨雾里漫步。这些老人以这样一种慢节奏的悠闲的生活方式平静地生活着，不断刷新着中国人口长寿的纪录。就说我楼下那位阿婆吧，她的5个子女都在北美或香港工作——阿婆说："我不愿意去，他们也不愿意回来……因为把钱看得太重。"阿婆今年85岁，身体硬朗，喜欢帮助邻居和素不相识的路人，整天都在外面忙忙碌碌。昨天下午我出门，看到阿婆坐在楼前的台阶上读报纸，那副样子犹如小学生放了学还不愿意回家似的。
现在，我住的这个小区已经基本上被灰色的水泥和冷酷的钢铁覆盖了。西方式的现代化，根据它那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在我们这个小区也不例外，成功地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宁静生活。我多次见到三两相扶的老人们，被野蛮穿越小区的汽车鸣笛驱赶到极端狭窄的道路两旁，几乎跌到树丛里。孩子们再也不能令人放心地在院子里戏耍，因为他们的生命还来不及养成对现代交通工具的警觉，随时可能被那些喜欢开快车穿越小区的人断送。
据本地报纸披露，杭州市今年3月份各类交通事故比去年同期猛烈增长了1～3倍以上。考虑到杭州市的私人汽车数量正以同样的速率猛烈增长这一事实，读者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期可比的自行车和行人死亡率上升最快。事实上，根据我随手从北京国贸大厦一家航空公司办事处里拿回来的一份世界旅游刊物的报道，2003年全世界交通事故的20%左右发生在中国境内，而后者只不过保有全世界汽车总量的2%左右！
都市是一种教养，车，也是一种教养。2004年4月30日，杭州市的交通警察沿着一条繁华街道罚款：凡不遵守最新发布的"遇斑马线必须减速行驶"法规者，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截至当日傍晚，已经有超过百辆汽车被罚。
与包括出租车在内的各种车辆相比，我最喜欢乘坐我在浙江大学的一位同事的车，虽然那车本身是很破旧的——在杭州和北京街道上行驶的私家车的"车龄"，如果做一统计回归，大致与车主的"驾龄"成正比。与充斥着杭州街道的那些火急火燎的豪华车的"暴发户"式的疾驶迥然不同，我那位同事保持着真正贵族的驾驶方式——不紧不慢，悠闲自在。当然，这样的方式也有风险，会招来鸣笛和咒骂，甚至以"阻碍交通"为由被罚款。
开车的方式显出车主的教养，从停车的方式更容易看出车主的教养。下午在街头漫步，我常见到车主们争抢宝贵的泊位——小区的泊位早就满额了，没有买到泊位的车主只好抢占街口的位置。即便有合法停车位的车主们，也难免为车的各种安全问题操心劳神。我的一位邻居，刚刚结束了家庭内部的一场争吵——我住的楼，墙壁很薄，邻居家客厅里正常的对话尚且听得清清楚楚，何况是争吵呢。起因是主妇新买了一辆车，大约与另一邻居抢车位，发生过冲突，于是，新车的两侧车门都被刀子划过，需要支付500元修理费。妻子坚持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可是，这就意味着邻里之间要大打出手。丈夫和儿子百劝不止，对话便逐渐升级为争吵了。
都市和汽车都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产物。哲学家告诉我们，技术"不思"，它没有思考能力，它必须掌握在有思考并且有德性的人类手里，才不会酿成灾难。当然，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普通的人不需要哲学家的帮助也明白这一基本的技术哲学原理。技术的含义是，它倾向于强化它的掌握者的能力，于是，相应地，它要求它的掌握者不断提升道德水平。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强调指出都市和车是教养，而不仅仅是经济组织方式和技术。
我的经济学同行或许要争辩说：道德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自然养成的，故而无需担心。强权遇到强权，自然会建立规则并相互尊重权利。可惜，在汽车如何行驶这件事上，我论证过，强权法则的均衡结局将是大家都驾驶坦克甚至比坦克更"强权"的运输车辆。或者，借用一位左派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多年前的呼吁：为什么我们非要把自己变成"理性的傻瓜"呢？
法律（所谓"第三方监督"机制）与自由竞争（可视为"第二方监督"机制）的市场绝不是万灵的制度，离开了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意识（即"第一方监督"机制）的支持，它们不仅不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还很可能是行之失败的制度。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