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教育到现在，算起来，已经是二十多年的寒窗了，最能占据回忆的，除了漂亮的女生，就是白发的先生了。
第一个让我感觉为师者尊严的，应该是高三时的数学老师，私底下，我们称他金爷，金爷在我们的那个子弟中学里，绝对算是一个另类，六十年代的复旦毕业生，因为历史的原因，被下放到我们这个有些闭塞的小城，一放，就是二十多年。和大多数流落在外地的上海人一样，金爷除了娶一个土著女子为妻外，始终拒绝融入身边的环境，独来独往的清高，使金爷在校园里有些扎眼。
但金爷教数学的水平，在我们那个中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概是有才华作铺垫，金爷的举手投足都极富个性色彩，通常他来上课的时候，会先用三角板把门捅开，然后静侯在门口，仿佛为避开门上的陷阱或等教室里安静下来，几秒之后，款款走进来。金爷最大的特点就是爱走神，课间答疑的时候，金爷总是匆匆一瞄题目，然后手摸肚皮，头朝窗外作思索状，其实这一扭头，金爷就是想集中一下精神，回过神后，金爷的答案就在看完题目的一瞬给出。
一点点恃才傲物，再加上对周围环境的不认同感，使得金爷有一种校园里少有的慎独，所以金爷即使不怒不威，也少有人敢在他的课上捣蛋，因为大家都害怕金爷的眼神，里面包含的不屑，连最草莽的学生都感觉得出来。尽管金爷慎独，但因为他的业务水平，还是有不少实权人物求金爷帮孩子补习，金爷很少理会这类要求，但金爷对那些看上去孺子可教的学生还是会特殊对待一下的，比如他们的摸底考试成绩不理想，金爷也会一改平日的冷漠和淡然，会轻描淡写地安慰几句，鼓励一下。
最后一次见到金爷，是高考前一天的最后一堂课，金爷对大家笑了一笑，说大家不要太紧张，考试时挑会做的先做云云，说完这些例行公事的话，金爷就走了。
我考上大学的第二年，金爷如愿以偿地带着一家人迁回了上海。
又过了两年，从同学处得知，金爷因为多年郁闷，积怒成疾，因为肝癌，乘鹤去了。
从前一直觉得金爷清高慎独，最多就是因为怀才不遇而消沉冷漠，没想到金爷心里窝了那么多年的愤懑，在那个不讲个人隐私的年代，金爷是很难去构筑一个绝对私密的空间，去发泄这些愤懑，因为以金爷的傲气和风骨，他断是放不下尊严去向周围的人诉苦发牢骚的。
金爷走的时候，还不到50岁。
如果说金爷的故事，是一个黑白胶片记录的悲剧的话，我的另外一位明师给我留下的，就是一部类似贺岁片的喜剧了，之所以说是贺岁片，就是因为这类喜剧里的人物在逗我们发笑，自己却是一本正经。
他就是老廖，我大学的英语老师。
老廖是他对自己的称呼，大二时，因为学校要抓英语四级通过率，以应付国家教委的评估，于是我们停课半年，由老廖带领我们再玩一次类似高考的考试游戏。
老先生年近六十，头发梳得油光滑亮，一年四季西装笔挺，很有学者风度，据说他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位英语副教授，但因为太有个性，到退休也没有扶正，所以不时会有些愤世嫉俗的牢骚。
老廖的讲课水平确实很高，极善旁征博引，讲解一个短语，可以带出同意近意或用法类似的词一大堆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年来乱七八糟地学的英语好好梳理一遍，然后他再分门别类地往里面填些东西。老廖最恨的，就是那些逃他的课的学生了，老先生耳聪目明，七十多个人的大班，他一上课就知道大概有几个没来，于是他就会一种恨铁不成钢，就把铁摔烂的怒火来诅咒那些倒霉蛋。老廖最经典的诅咒，莫过于用在我们班那个因为要备战大运会的体育特招生了。
"XXX又没有来哦，他又去跑步去了哦，你们告诉他，就说我老廖说的，不要跑得太快，跑快了容易跑死的。"
更绝的是这句话是老廖用他的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出来的，于是下面一片哗然，碍着老人家的威严，没有人敢大声放肆地笑，只敢悄悄地，捂着嘴，没事偷着乐。
老廖对于学术，是很严肃，敬业，且极度排他的，他反对一切他认为对与学习无关或提高人的素质无意义的事情，所以他是那些校园诗人最顽固的敌人，他曾经这样在课堂上嘲笑那些喜欢吟风悟月的人："我是云，我是风，我说你是个鬼。"但据说老先生的二胡拉得很漂亮，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会用他那口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自拉自唱一首二泉映月。
同样，对于那些校园里的恋人，老廖是这样一种态度"我要是看见哪个敢逃我的课去谈恋爱，我就会担一担粪，轻轻地走到他们后面，然后舀一勺泼到他们身上。"
此言一出，班里那些对子们，在上老人家的课的时候，便纷纷远离自己那位暧昧的"同桌的你"。
记得有一次交作文，有位同学只写了大概不到老廖规定的字数的三分之一，于是，对着这个倒霉鬼，老廖愤怒地说出了最经典的一段教训人的话：
"XX是谁，来了没有，给你三十分钟写东西，你就拉了这几个字出来，给你三十分钟吃饭，你可以吃七八碗。"
好经典的一个拉字，虽然有些粗俗。
从此廖先生的课，气氛便有些诡异微妙，我们都诚惶诚恐地，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老人家的节奏思考，但同时又期待有某个可怜虫犯一点错误去激怒他，从而可以听到这些让我们莞尔的极富创造性的批判，我们就像一群关在笼子里的卑鄙的，喜欢看同类被杀戮的猴子，等待老廖把手伸进笼子。可惜，在这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就好像那个有名的寓言，叫农夫们往一个大桶力倒酒，结果最后，桶里只有水，老廖的手再也没有伸进来，因为大家都很乖。
就这样痛并快乐着地打开我们的脑髓，让老先生把语法、词汇用高压气流给我们灌进去，几个月的紧张的课程，并没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后来公布成绩，我们班的通过率高达8成，一群白丁就这样被压成了鸿儒。
考完四级后，在校园里遇到老先生，毕恭毕敬地和他老人家打招呼，他瞟了我一眼，算是回礼，大概是不认识我了，或是从来就不曾认识我，因为在老先生眼里，学生只是一个群体的概念，他懒得去具体这些信息，因为这与学术无关。
没被老先生用他个性化的语言骂过，也算四年大学的一点缺憾吧。
第三个明师，是个法国人，德尼·冈比。
冈比先生是我在法国读博士预科时的导师，满头银发，面目慈祥，虽然有些不修边幅，但那种大学者的气度却是不言自明。所以后来听同门的一位师兄，他带的一个博士研究生说，老冈比是欧洲乃至世界的弹性力学的权威，法国国家一级教授（这个头衔不同寻常，即使在欧洲的科教大国法国，也不过寥寥数百人，再往上走，就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了，也就是那些如高斯一类的巨匠，学科创始人了），我也没有太多的惊讶，毕竟，如果要选权威的话，光从气度而言，老人家绝对是合适的。
能拜在冈比门下成为他的门生，纯属偶然，记得那时刚刚完成一个学位，欲再接再厉，再拿一个文凭。于是开始漫游法国，奔波于各个大学的面试之间，但得到的答复却大都模棱两可，不敢高枕招聘，偶尔听说在我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一所大学叫法国航空技术学院，于是想到那里碰碰运气。
应该说明一下，我在国内的专业是建筑，而法国的教育体系和中国的差别极大，特别是在建筑和医科这两个事关人命的领域，在法国，这两个专业的教育是游离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之外的，学生必须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接受专业教育，这种不兼容性使得本专业的学生想转换门庭极为困难，而外专业的学生想半路出家往里面挤也几乎不可能，更何况对我这样一个外国学生。所以我只有放弃从一而终的念头，到和建筑专业最近的领域里找机会。这种情况下，我的艰难且无果的奔波，就不足为奇了。
但上天让我遭遇了冈比。
在遇见他之前，我对这个学校的了解仅仅是手里的一本招生简章，冈比作为这个专业的负责人，名字被粗体字标在了封面上。
面试是在一种毫无预见的情况下进行的，与其说是一场面试，不如说是一次闲谈或咨询，冈比略览了我的简历，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因为已经经历了几次面试，我的回答近乎从容得体，法语也达到了一种超乎我真实水平的流畅。于是他拍板了，结束的时候，他很淡然地说了一句，我很希望和你这样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一起工作。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老先生的话，那就是酷，这位几乎一年四季不穿袜子的小个子教授，在你问他或和他讨论问题的时候，那种极凌厉的眼神，让你感觉到他思考的投入和严谨。冈比先生的话很少，惜字如金，即便在学校里遇见他，我和他毕恭毕敬地问候的时候，他也不作答，只是用他那种很酷的眼神看着我，算是回礼。据说在他年轻时，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就因为他太过内向不善表达的性格，使得答辩差点卡壳。所以有时即使兴之所致，先生想幽默一下，也会由于平常给人太过严肃的做派，难有会心一笑的共鸣。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是只为学术而生的。
法国的博士预科（也就是国内的硕士学历）只有一年，半年的理论课程结束后，我开始在老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做我的论文。
一般情况下，选择读博士预科是一种冒险，因为这个文凭的定向太理论化，很难给人带来很多就业机会，唯一的目标只能是读博，而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博士奖学金名额有限，且对外国人的限制很多，于是班里的竞争，尤其是外国学生之间的竞争空前惨烈。由于我属半路出家，且有语言障碍（同学大都来自拉丁语系国家或北非法语系国家），所以尽管努力，成绩也只是中下等，前景渺茫，于是不免沮丧。
依然是酷酷的冈比，在几次看到我有些苍白的脸之后，告诉我，其实论文也占总成绩的很大一部分，如果论文写得好，可以弥补理论课成绩的亏空，那一刻，我很惊讶和感动，为老先生面无表情后面的关怀。原来知人知面不知心，也可以用作一个很褒义的评价。
于是开始发疯一般地工作，一天在实验室呆上十多个小时，面对冈比，也是早请示，晚汇报，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第一批奖学金的名单下来了，没有我。心理素质使然，信念几乎崩溃的我再也无力继续开了个好头的论文。于是某次在学校里遇见我的时候，冈比很冷漠地对我说，如果我再这样继续下去，他会向学校申请拒绝安排我答辩，也就是说，让我肄业，沉默良久，他又告诉我，其实还有不少相关的实验室需要招我这个专业的博士生，只要做好论文，还是有机会的，然后给我一份全法相关实验室的名单和地址。
于是我收拾好沮丧和顾影自怜的情绪，强打精神工作，直到答辩临近。
冈比再次让我看到了他其实不酷甚至让人感动的一面，他患了重感冒，还是挤出时间，和我安排了几次答辩预演，告诉我应该如何解释自己的科研成果，让任何一个非本专业的人士可以理解这个课题。后来我才知道，全班近三十人，只有我，做了预演。
答辩结束，公布成绩，满分二十，我得了十七分，全班最高。
成绩公布之后，答辩委员会退场，先生走到我面前，用很重的鼻音对我说，你是一个很适合搞科研的人，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任何东西担保，很遗憾，我不能给你一个读博的机会，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你的论文分数很高，但你的工作质量配得上这个分数，这绝对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但是你一个半路改行的人能做得这么好，所以我相信你。最后先生给了我一个忠告，在任何时候，不管做任何事情，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要持之以恒。言毕，先生握了握我的手，走了，一如从前的淡漠和酷。
后来我到另外的一个大学找到了我的博士论文课题和奖学金，那年圣诞节，我给先生寄了张贺年卡，上面写了一堆感谢的句子，最后，附上一句中国古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先生给我回了一封电子邮件，寥寥数行，大意是不必感谢，我得到的只是我应该得到的，至于那句古训，先生只字未提，不知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翻译，先生没看懂，还是因为文化的隔膜，先生不予认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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